西周時期刻有銘文的古青銅禮器（簋） | 西周青銅獸面紋簋

哈考特·約翰斯通 (1895-1945) 收藏。

倫敦蘇富比，1940 年 6 月 13 日，拍品編號 109。

倫敦蘇富比，1980 年 7 月 15 日，拍品編號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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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考特·約翰斯通(1895-1945)收藏

倫敦蘇富比，1940年6月13日，編號109

倫敦蘇富比，1980年7月15日，編號194

這件非凡的簋在歐洲的收藏中保存了近一個世紀，代表了西周早期青銅製作的巔峰。此器鑄造精美，細節非凡，盤旋的龍、幾何蛇和清晰凸起的邊緣，此器仍然低聲訴說著沒落商朝的視覺語言，同時充滿了無與倫比的活力和壯麗感，這在其許多前輩更為嚴格的設計中很少見到。儘管像現在的簋這樣的禮器在西周時期仍然用於實際的禮儀目的，並且確實受到不斷增長的當地精英階層的歡迎，但它們的所有權很快就開始不僅僅代表實用性。擁有一套器皿並在上面刻上銘文，供奉在自己的寺廟中，最後帶入墳墓，禮儀青銅器作為威嚴、財富和權力的象徵，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

現存的任何具有這種引人注目的象龍和蛇捲軸設計的器物都極為罕見，並且在商代早期或東週晚期都沒有已知的對應物；參見 Jessica Rawson 的《亞瑟·M·賽克勒收藏的西周禮器青銅器》，第卷。 IIA，華盛頓，1990 年，頁。 37；以及圖 35、36、38 和 39 中的相關設計。

對於現存的這種設計的簋，可以與陝西省寶雞附近竹園溝的西周墓地出土的一個非常相似的例子進行比較，見《文物》，1983 年第 2 期，圖版。 2、圖。 2，附有主要設計的拓片，第頁8，圖。 25:2；另一件來自哥德堡 Axel Jonsson 的收藏，曾在1993 年斯德哥爾摩東方古物博物館舉辦的「早期中國青銅器」展覽中展出，圖版。 XI，圖。 1；第三件則收錄於1925 年倫敦 Yamanaka & Co. 舉辦的《中國古代青銅器》，編號為：不。 8，圖版十。

另可比較一與其密切相關的簋，其底座為方形，亦飾有對峙的象龍，該簋於 1971 年在涇陽縣高家堡出土，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圖見李西星主編的《陝西青銅器》，西安，1994 年，圖版。 59；另一台此類GUI

諷刺的是，雖然器皿底部繪製的參考資訊錯誤地將其製作時間歸於更早的時期，但它可能仍然有助於當今的鑑賞家揭示該器皿較近期出處的細節。 1928 年商朝都城殷戌被發現後，這件器物在 20 世紀 40 年代便已不再在西方學術界使用，而「商殷」朝代的稱謂和相應的編號則有力地表明，這件器物早在 19 世紀末或 20 世紀初就已被記錄或借給了某個機構。

此件西周青銅早期簋自上世紀即藏於歐洲舊藏，為該時期青銅藝術之最代表。全器鑄造精細，飾以迴旋式螭龍、幾何蟠蛇與峻凸所卓絕，呈視覺語匯仍保留商代遺緒，卻又蘊含勃勃生機與莊嚴氣象，遠勝多見於早期青銅器中最強板刻之風格。具備實際祭祀功能，為貴族形成盛食意涵之禮器，因而其功能已逐漸超越實用層面。隨著地方貴族階級興起，尊禮器也逐漸成為宗族地位、財力與權勢之標誌。擁有、鑄銘、於宗廟陳設，乃至隨葬墓葬中，簋之之存在不僅體現了祖先的敬奉，亦構成對社會結構與禮製文化之標誌核心。

就飾紋飾觀之，此器所施之象首耳獸與蟠蛇圖紋，極為少見，於傳世與出土器中罕有匹敵，其設計未見於商代亦未蒙古至東週，可資比較者寥寥。除傑西卡·羅森所著《西周禮器青銅器》，卷IIA，華盛頓，1990年，第37頁；相關圖紋見圖35、36、38與39。

具體可比之例，包括出土於陝西寶雞竹園溝西周墓地之近似簋器，著作記錄於《文物》1983年。第2期，圖版2，圖2；及拓片例圖見第8頁，圖25:2。另見Axel Jonsson舊藏一例，曾展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舉辦之《早期中國人》青銅器》特展，1993年，圖版XI，圖1；也可以看到倫敦山中商會於1925年舉辦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展覽所錄一例，編號8，圖版X。

另可比一例形制相近、同飾仿象首龍紋，並具方形座之簋，1971年出土於陝西涇陽高堡，現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見李希興主編《陝西青銅器》，西安，1994年，圖版59。其他可資參考者，尚包括2004年9月22日至23日紐約蘇富比拍賣，編號110；以及2007年9月19日紐約佳士得拍賣，編號204，該器原為山中商會與C. Ruxton Love 收藏。

者本器足下部之舊塗標記，雖誤斷為商代，然所書「商殷」字樣與參考編號或可作為追溯其近代王朝脈絡之重要線索。由於此類標註在西方學術界自1928年殷墟文獻後逐漸不再使用，推測本器早於20年代收藏即為機構、編錄或陳列，尤具與歷史價值。